韩练成一生神秘而传奇的经历，使他对好多该留下并交代的事，都守口如瓶。他在晚年，除了应党史研究部门之请提供了海南与莱芜战役的点滴经历外，其余往事一律“秘而不宣”，留下了无法追悔的遗憾。
解放战争进展顺利，与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们无法分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加认识到消失在韩练成身上的史料价值的重要性。
传奇性际遇
韩练成进入冯玉祥的西北军，遇到了刘志丹、刘伯坚这样的革命家，启蒙时期就得到了特殊的革命教育，视野开阔，种下了进步思想的种子。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期间，“救驾”蒋介石，成了未进黄埔校门的“黄埔生”，与蒋介石走得很近。这种际遇，为韩练成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奠定了他未来腾达的基础。国民党陆军大学、国防研究院这样的最高军事学府，提升了韩练成的军事战略思想，也使他有机会接触国民党军政上层人物。
山城重庆的小楼上，韩练成与周恩来促膝畅谈。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对时局发展的洞察力，坚定了韩练成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决心。身为蒋介石身边的高级侍从，却为共产党不断提供着绝密情报。进入桂系，得以掌控其精锐。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昆仑关战役、桂柳会战，显示了韩练成的军事战略思想。抗战胜利后，接收海南岛的过程中，尽力保护琼崖纵队。莱芜战役，与陈毅华东野战军结缘，死死拖住李仙洲集团，硬是将国民党6万军队装进华东野战军的口袋。败军之将却能杀回蒋介石身边，以国民政府参军的身份继续参与蒋介石军事核心的高层戎机。
把韩练成称为“神秘人物”，“富于传奇性”，主要是指他一身二任，蒋介石很信任他，中共也信任他，问题是他不是两面派，真心为中共。莱芜战役中他与陈毅配合，致使国民党数万人被我军消灭，但他仍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韩练成作为传奇人物有特殊历史贡献。蒋纬国口述、刘凤翰整理的《蒋纬国口述自传》里，刘凤翰问：“老先生在那个时候的战略战术思想已经落伍，跟不上共产党，而是旁边有那么多间谍，应该要为此事负责。”回头看，在蒋纬国眼里，韩练成就是其中之一。
在国民党内，还有蒋介石嫡系与李宗仁、白崇禧桂系之分。韩练成进入桂系，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现状与蒋介石的做法，由于韩练成的经历和他的特殊地位都看得明白清楚，尤其是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政权对日本侵略者处处退让，内部派系倾轧，官吏贪污腐败，特务横行不法……这一切使韩练成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越来越怀疑，越来越失去信心。另一方面，韩练成感恩于白崇禧的赏识。1927年北伐期间，白崇禧就看重韩练成是个可造之将才，将他从团长提升为旅长、骑兵集团司令，擢赏有加。抗战开始，白崇禧当上了副参谋总长，曾约韩练成倾心相谈几个晚上，向韩练成分析了中国的大势，讲了蒋、桂之间数十年间分合与恩怨，在数落了蒋介石的为人之后，也说了桂系的许多好话，他终于进入桂系。对于韩练成来说，进入桂系参与抗击日军的正面战场，得以报效国家。
1938年韩练成到汉口养伤，白崇禧经常屈尊到医院探视，韩练成更是感恩戴德，出院后就去了广西。起初，韩练成被任命为四十六军一七〇师副师长兼五〇八旅旅长，很快升任一七〇师师长。1941年3月，又让他去训练桂系的干部，任命他为中央军校桂林分校校长。1941年12月升任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直到蒋介石下令把他调入国防研究院学习。
韩练成虽然进入桂系，但蒋介石时刻都在关注着韩练成。1939春天，蒋介石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期间特地召见时任一七〇师师长的韩练成。这除了显示蒋介石与韩练成的特殊关系外，蒋介石还是极力想把韩练成拉回到他自己的所谓嫡系麾下。为了取得桂系的绝对信任，韩练成把蒋介石的意图告诉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不久，韩练成就由师长晋升为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桂系也紧紧抓住他不放。
1942年，蒋介石下令把韩练成调入重庆国防研究院学习。这个研究院名义上是学习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指挥艺术，实际上是蒋介石培植亲信，企图培养一批为蒋家王朝效力的高层中枢人物。一年的学习结束后，蒋介石下令将他调入委员长侍从室为侍从参谋，同时还兼任参谋总长办公室参谋组长。韩练成把蒋介石的意图报告给李宗仁和白崇禧，李、白也要在韩练成的身上做文章，就来了个“将计就计”，愿意韩练成进入蒋介石的身边，掌握并为他们提供蒋介石对桂系的相关信息。
韩练成进入蒋介石的中枢，本可以左右逢源，捞取更大的实惠。但他没有为一己之私利，不屑于政治上的投机，既不靠近蒋介石，亦不靠近桂系，他在寻求着一条有助于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富强的人生之路——靠近中国共产党。
周士观是个无党派民主人士，当时的身份仅是甘肃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的驻首都代表，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他是留过学、看过世界的人，他能以“超然”的态度处事，周旋于各党派之间，表面上谁都不得罪，哪一面又都可以说话。他对韩练成影响很大。他对韩练成说过他见周恩来之后的感觉：到重庆认识了周恩来同志。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又在国外读过书，一般都有些自命不凡。但和周恩来接触之后，往往都被他高尚的品德、渊博的知识和谦逊的态度所折服，从内心中佩服他。
对于倾向共产党的韩练成来说，周士观的一席话与韩练成的心思不谋而合。于是，由周士观出面与周恩来秘密联系，正式提出韩练成要求拜访周恩来的恳求。当时重庆的政治气候很险恶，1943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发行，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诬蔑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变相割据”，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战，妨碍统一”等司令版本军统传奇，暗示年内要“解决”共产党。在国际上，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于这年的5月22日向世界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共产国际解散。国内外的舆论与国内的宣传，使得政治气候更为紧张。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侍从室参谋韩练成毅然决然秘密会见共产党重要人物周恩来，充分表现了政治上非凡的洞察力和大无畏的气概。同时，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在进步民主人士的心目中，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中流砥柱。
1944年7月，韩练成调离蒋介石侍从室，升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这年夏秋之间的“桂柳会战”失败，蒋介石下令撤销了参战的第十六集团军的番号，免去了桂系11名中将级军官的职务。
蒋介石削弱“杂牌军”的惯用手法就是“借刀杀人”。桂系的第十六集团军就因“桂柳会战”失败而消失。但四十六军因战役期间表现英勇顽强，被美国史迪威将军所看重。史迪威时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同时兼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他不但不同意将四十六军的番号撤掉，而且主张将其扩编为四个师加一个独立旅的加强军。谁来当四十六军的军长，就成为蒋介石和桂系都关注的事情。
蒋介石免去桂系将领黎行恕的四十六军军长后，准备任命广西人甘丽初为该军军长。此人为黄埔一期学生，虽为广西籍，但他已脱离桂系而依附蒋介石。蒋介石想用甘丽初，李宗仁和白崇禧坚决反对，同时提出由三十一军副军长冯璜担任。对此，蒋介石没有理会。李宗仁为此还专程到重庆面见蒋介石，但谁也不让谁，闹得不可开交。这时，韩练成已调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的主任，准备去新疆走马上任。有一天，蒋介石亲自召见韩练成，同时还有宋希濂。
蒋介石对韩练成说：“你把去新疆的计划和准备工作都交给宋希濂接手，你就不要去了。”说到这里，蒋介石恨恨地说：“李宗仁混账，还想拥兵自重，笑话！”随后，他用手指着韩练成说：“你准备去广西，接任四十六军军长职务。”
蒋介石这样决定，心里非常满意。李宗仁和白崇禧知道这个决定后，也很高兴。在李、白的心目中，韩练成是桂系的人，他们在重庆很“信任”地对韩练成说了“悄悄话”：“我们考虑的结果，你还是回去给咱们看老家，把四十六军抓住，免得老蒋的鼻子到处乱嗅！”这是鲜为人知的内幕。
韩练成，是真正处在国民党蒋介石、桂系与共产党之间的天秤，是蒋、桂双方都要借重、都想加以利用的“特殊人物”。经过与周恩来的会面后的韩练成，已不是他们可以随便摆布的人物，用韩练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反正我已从共产党那里取得了智慧，跟共产党走已经是我决定要走的路”。
莱芜战役，韩练成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李仙洲集团覆灭了，韩练成却与陈毅短暂会面后打道回府，蒋介石还称他为“孤胆英雄”，再度堂而皇之地进出国民政府，游走在蒋介石身边。
韩练成的传奇经历，奠定了他的传奇行为。离开南京前往香港，1948年随着民主人士再返回平山西柏坡。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加入到新中国建设队伍的行列，是韩练成一生奇迹般的转折。
这位一直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圆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梦想。隐形经历与传奇色彩同在，为后世留下了“潜渊府而隐形”的美名。
文革十年
“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他仍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随着韩夫人汪萍病逝，韩练成进入老境，孤身而居。1970年1月，韩练成要离开银川了。这一去，前面的路他也无法预料。他叫儿子焚毁所有无法携带也不能携带的东西，诸如一些工艺品、瓷器、图书、资料等。儿子不忍心就这样毁弃，将一部分埋在刚刚挖成的防空洞里。1981年，宁夏军区政委林山受韩练成之托，派人挖出，物归原主。至于书籍和资料，韩练成把其中重要的一包交给儿子：“这是1961年中央军委让中将以上干部写的一份自传，是我前半生的记录，有些年代、史实还要查证以后才能定稿。你保存好，我这一去，后事难卜。这些东西对我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但藏之深山，传之后世，或许对研究党和军队的历史有些用处。只可惜我那些军事文稿，只留下提纲，或许以后有人用得着。”
就是这些离乱中留下的资料，才留下了一个让后世人知道和了解韩练成人生世界特殊经历的线索。
1970年3月，韩练成孤身一人“疏散”到陕西临潼，住进干休所。精神意义上的家没有了，直观意义上的家也没有了，他成了一个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牵挂的老人。临潼干休所有同他一样的老干部，像装甲兵副司令员程世才、广东省委副书记曾志等人，同他们在一起司令版本军统传奇，这应该是在无奈之下的慰藉。经历过大世事的人，总得是要往前看，总得要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于是，韩练成在他院落的前庭摆上一块石头，栽下一蓬马兰草，还有一丛竹子。这样，正应了郑板桥笔下的人格意境：“一石一兰一竹，有节有香有骨。满堂君子之人，四时清风拂拂。”
临潼，是韩练成失去家之后暂且安身的地方。丧妻的悲伤，新环境的无奈，常常使他陷入一种无名的悲痛之中。他明白，需要出去走走，以通过转换视野的方式来调整他的心绪。
在临潼期间，“文化大革命”仍处在混乱状态之中，不少老干部仍被作为批斗的对象，所谓的各种调查已是司空见惯。面对来临潼调查相关人的“问题”的人或调查组，韩练成总是刚正不阿，仗义执言。曾给他做过副官的谢淙淙，此时被河北某地以“潜伏特务”罪关押着，更是让韩练成不解，“我的事情他不是太清楚，但是他从来没有向中统、军统漏出一点对我不利的口风，这样的好青年怎么能是反革命？要想反革命，当年把我出卖了不就什么都有了，还用潜伏到现在？赶快解放他，让他工作”。老将军什么也不怕，为挨整受批的人遮风挡雨，对做坏事的人不留任何空子可钻。
在临潼期间，韩练成接受了不少人的“外调”。海南琼崖纵队的冯白驹、文化界著名人士夏衍、莱芜战役时的杨斯德等人，他都把历史的真实揭示并提供给调查的人，把这些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记在他们革命的记事簿上，有力保护了这些有功于中国革命的老同志。
韩练成到临潼后的那年冬天，去兰州军区总医院检查身体，当时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委冼恒汉常来探望。皮定均曾较为完整地听韩练成讲他的“军官养成”、“训练基地”等研究专题。这些内容，实际上是韩练成军队建设与军事战略战术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校长，走好！
在临潼的日子虽说只是韩练成孤身而过，但他自己尽量地调整以适应，岁月依旧在匆匆间过去了。
转眼到了1975年初夏。有一天，与往常一样，韩练成在他的小院里一边饮茶，一边浏览报纸。在《人民日报》不起眼的位置，发现了刊登着“蒋介石死了”的消息。他顿时觉得自然界的残酷无情，像蒋介石这样的人也要走向他的最后归宿，谁还能逃脱自然规律呢？同时，他也想到了“知恩”。
他叫警卫员拿来上好的茅台酒，倒在杯子里。然后，擎着斟酒，遥望南天，心里默默地祈祷：校长，走好！酒，慢慢地洒在大地上；情，悠悠地牵动着海峡两岸。自1942年追随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后，他就彻底把自己的政治立场转到了蒋介石的对立面。但他忘不了人生的相知相遇，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自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韩练成“救驾”有功，才得以走近了蒋介石。此后经历了国防研究院深造、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四十六军中将军长、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在蒋介石左右，参与军国大事。他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和倚重。他没有靠山，更没有裙带关系。此刻，韩练成祭向南天海峡台湾的这杯浊酒，就是在感念蒋介石，追念“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当然，“恩情”与“理想”是各有取向的，二者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却相反。韩练成属于后者，为国家和民族尽力的革命理想是他终身的追求。
诗词里寄托哀思
韩练成与周恩来的交往，如果从1937年抗战时期桂林算起，到周恩来逝世已近40年的岁月。这期间，韩练成在一步步走向共产党的过程中，周恩来是见证人、引路者，他参与的历次重大事件都与周恩来有密切关系，包括新中国建立后他的经历。他与周恩来不但有缘，更是情深。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周恩来总理病逝，一颗伟人的心停止了跳动。
正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住院的韩练成，得知总理逝世的噩耗后，非常悲痛。第三天，他抱病前往北京医院，向总理的遗容告别，深深地鞠躬，默默地祈祷，几十年间往来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韩练成彻夜未眠，他写下了《周恩来总理挽诗》，思念之情都融注在字里行间。
大星陨落天欲坠，四海悲歌动地哀。
身系安危繁毁誉，功高中外有嫌猜。
匡时力尽非无计，医国心传应有裁。
眼见乌云忙作乱，洗天风雨几时来！
昔日结识风尘际，正是中原水火深。
指点迷途归大道，相携同步见知音。
而今直失先生面，终古难忘后死心！
风雪鸡鸣增百感，潸潸泪下满衣襟。
借助诗歌艺术的表现形式，韩练成不但追念了周恩来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贡献，而且非常怀念他与周恩来结识的特殊历史经历，尤其是“指点迷途归大道”，视为一生的知音。用“潸潸泪下”，倾诉他的百感哀痛。
80年代
新的时代开始了，明媚的春天终于来了。国家百废待兴，人民意气风发。1978年2月，韩练成作为特邀委员出席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在北京召开。韩练成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从1978年2月第一次会议到1982年12月第五次会议，这期间韩练成利用参加政协会议的方便时机，遍访在政协、人大里任职的老朋友，知道了别后每个人的经历。这段日子，他觉得真是春光明媚，心境格外舒畅，有喜事重逢的感觉。
韩练成深知，这是他人生中夕阳晚照的一缕霞光，“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经历了风雨历史人生的韩练成，显得更为乐观豁达，他一方面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方面对世事和名利看得如浮云一般。1978年2月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地向韩练成发出一种信号，“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希望他能复出，继续为党和国家做事。这种关怀和问津，韩练成也以不同的形式回应。除了发自内心的感激外，还以诗的形式向叶帅表达了他的心意。
年年秋雨送秋光，今日天晴净夜长。
老去时逢新际遇，梦回屡省旧词章。
身闲不觉人心险，风疾犹闻桂子香。
绣女炫工她自得，庸才碰壁我何妨。
早惊白发羞看剑，肯为浮名斗巧妆？
吟罢哑然无说处，半窗落月照清凉。
借着雨水洗涤过的夜空，享受着碧海青天般静谧的月夜。韩练成的思绪穿越了他几十年的人生经历的隧道，深感世事如同梦境。面对“新际遇”，他已经因“白发”而“羞看剑”了，不愿意再为浮名所累。最后，他定格在“半窗落月照清凉”上。当他的这首《中秋月夜偶得兼答叶帅》的诗呈献在叶帅的案头时，叶帅也许会被韩练成清静得如同秋夜月照的那种意象和心境所感染。
这期间，副总参谋长彭绍辉还转达过叶剑英元帅的问候，也表示过对韩练成工作安排的意向。副总参谋长王尚荣也直接与韩练成通电话，转达军委首长让他复出的意思。韩练成都委婉地回谢了。
最后的告别
纵观韩练成一生，他对自己曾经轰轰烈烈的历史一直低调对待，不居功，也不炫耀，更有客观的历史定位。直到晚年，他在对儿子的一次谈话里，对自己在国民党时期的经历，有过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棋盘上的一颗子，不管是车是马，还是炮是卒，都不过是一颗棋子，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尤其是在国军的那一段经历，那只是隐蔽在大人物身后边的一个小人物。在关键的历史时期，我借机利用大人物的手——也就是韩非子一贯强调的大人物独有的“法、术、势”之中的“势”，微微牵动了一点点历史的轨迹。假若你是一个参谋，能不显山、不露水地让统帅跟随着你的思路走，并把你的建议变成他自己的决心，你才能算是一个好参谋。我在蒋介石身边，是一个合格的好参谋，但我也是一个把他引向失败的“坏参谋”。千秋功罪，历史已经作了结论，还要留给后人评说。
1983年6月，韩练成出席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委员。同时，中央军委将他的行政级别调整为大军区正职待遇。这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体力日渐衰弱。韩练成觉得自己来日不多，想到了他的身后之事。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期间，以录音的形式留下了《后事遗言》：
我死后，用最简单、最节约的办法处理丧事。遗体洗干净，用白布裹起，送去烧掉。已故妻子汪萍同志的骨灰，这次连同我的一起烧掉。骨灰全由火葬场处理，不再装殓。免去那些丧事仪式，如遗体告别、追悼会、骨灰安放等等。这件事对我来说，只能是个人虚荣、公家浪费，对社会没有其他积极意义。工作忙的子女，不要请假奔丧，农村的亲属，也不要通知，不要干扰领导和生前友好。
作为共产党员，几十年来，不论是在党外的时候，还是入党以后，党要我做的事，全都做到了，可以说毫无遗憾地、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我生前没有个人打算，死后也没有放心不下的事情。唯一愿望：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团结、幸福。
别矣！亲友们，同志们。
莱芜战役纪念馆，收藏有录音遗言的“手抄本”。
韩练成在他的遗言里，除了交代对丧事的处理要求外，对他自己也有个评价：“党要我做的事，全都做到了”，这包括在国民党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
这年的10月，韩练成在病榻上给儿子寄出最后一首词《水调歌头·九日随笔》：
春去我心乱，秋去我心伤。一年能几佳节，风雨又重阳。欲醉不胜酒力，欲睡不堪虫语，欲哭太轻狂。生意只今尽，不分菊花黄。
力先尽，时已逝，意难忘。多愁兼又多病，老至惜年光。愁也无人能解，病也无人可说，死也自家当。赢得一“愚”字，浮想费思量。
这时的韩练成，已进入病体的后期。长时间在医院度过，心理上多凄凉感，少慰藉感。老了，他深感自己老了。他心里也有过矛盾，正因为老了，他又觉得更珍惜“年光”。这时候，韩练成还在检讨自己的一生，有些事，让他“浮想费思量”。
1983年冬天，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韩练成是在北京三〇一医院度过的。当1984年春天的脚步来临时，韩练成并没有因为春天的到来而逐渐好转过来。
1984年2月27日，韩练成的莫逆之交周士观先生在北京逝世。他得知噩耗后万分悲痛，就彻底支撑不住了。
韩练成住院和病重期间，中央领导和他的好战友、朋友们都先后看望他，廖汉生、余秋里、韩先楚、汪锋等领导人到医院看望他。他总是说：“有生之年本想去莱芜看看，看来是不可能了……”韩练成的重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曾经的莱芜战役，这是牵动他人生经历的辉煌经历。1984年2月27日，韩练成弥留之际，曾在莱芜战役中担任联络官的杨斯德来看望他。杨斯德附在他的耳边喊道：“军长，我来看你了。”
韩练成听到了，他心里也明白，但他已不能用言语来表达了，只能用微微一动的眼皮来回应这位特殊时期曾经伴随过他的老朋友。
27日这天晚上，韩练成走完了他76年传奇般的军旅人生。
（本文摘自《隐形将军韩练成——从“侍从参谋”到“共和国中将”》薛正昌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
